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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文苑

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

(发布时间:2017-12-18)

  梁 衡

  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一个拥有8900万党员的大党,是一个掌管着960万平方公里国土、13亿多人口国度的执政党。可是谁能想到,当初她却是诞生在一只小船上。建党80周年之际,我曾特地赶到嘉兴南湖瞻仰这只小船。这是一只多么小的船啊,要低头弯腰才能进入舱内,刚能容下十几个人促膝侧坐。它被一条细绳系在湖边,随着轻风细浪,慢慢地摇荡。彼时的我真不敢想,我们轰轰烈烈、排山倒海的80年就是从这条船里倾泻出来的吗?

  因为它是党史的起点,这条船被称为红船。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栋房子里召开,但很快就被巡捕监视上了。不得已,立即休会转移。代表之一李达,他的夫人王会悟是嘉兴人,是她提议到这里来开会。8月1日,王会悟、李达、毛泽东先从上海来到嘉兴,租好了旅馆,就出来选“会场”。他们登上南湖湖心岛上的烟雨楼,见四周烟雨茫茫,水面上冷冷清清地漂着几只游船,不觉灵机一动,就租它一只船来当“会场”。当时还计划好游船停泊的位置,在楼的东北方向,既不靠岸,也不傍岛,就在水中来回漂荡。第二天,其余代表分散行动,从上海来到南湖,来到这只小船上。下午,通过了最后两个文件,中国共产党就这样诞生了。

  这天,我重登烟雨楼,天明水静,杨柳依依。这烟雨楼最早建于五代,原址是在湖岸上。明嘉靖年间,当地知府赵赢疏浚南湖,用挖起的土在湖心垒岛,第二年又在岛上砌楼。有湖有岛有楼,再加上此地气候常细雨蒙蒙,南湖烟雨便成了一处绝景。清乾隆皇帝曾六下江南,八到烟雨楼,至今岛上还有御碑两通。现在楼头大匾上“烟雨楼”三个大字,是当年的一大代表董必武亲笔所书。历史沧桑烟雨茫茫,我抚栏回望,真不敢想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当初是那样的艰难。那时百姓穷无立锥之地,要想建一个代表百姓利益的党,当然也就没有可落脚之处。列宁说:群众分为阶级,阶级有党,党有领袖。当时这12个领袖是何等的窘迫,举目神州,无我寸土。我眼看手摸着这只小船,这些小桌小凳,这竹棚木舷。我算了一下,就是把舱里全摆满,顶多只能挤下14个小凳,这就是现在有8900万党员的中共一大会场吗?但这个会场仍不安全,王会悟同志是专管在船头放哨的。下午,忽有一汽艇从湖面驶过,她疑有警情,忙发暗号,船内就立即响起一片麻将声。他们是一伙租了游船来玩的青年文人啊!汽艇一过,麻将撤去,再低声讨论文件,同时也没有忘记放开留声机作掩护。但不管怎样,工农的党在这条小船的襁褓里诞生了。距南湖不远是以大潮闻名的钱塘江,当年孙中山过此,观潮而叹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共产党在此顺潮流而生,合乎天意。

  西方人信上帝,我们认马克思主义。也许是马克思在冥冥中的安排,专门让我们这个大党诞生在一只小船上。于是党的肌体里就有了船的基因,党的活动就再也离不开船。

  宋人潘阆有一首写大潮中行船的名词:“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共产党就是敢立于涛头的弄潮儿。一大之后,毛泽东一出南湖便买船西行湖南组织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他振臂一呼,发动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这时全国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许多人不知革命希望在何方。他挺立井冈之巅大声说道:革命高潮“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这时,周恩来也领导了南昌起义,兵败后南下广州,只靠一只小木船,深夜里偷渡香港,又转道上海,再埋火种。谁曾想到,惊涛骇浪中,那只小木船上坐着的就是未来共和国的总理。蒋介石曾希望借中国大地上的江河阻灭革命,但革命队伍却一次次地利用木船突围决胜。天险大渡河曾毁灭了石达开的10万大军,但是当蒋介石围追红军于此,只见到远去的船影和岸边的草鞋。抗战八年,共产党在陕北聚积了力量,然后东渡黄河,问鼎北平。而东渡黄河靠的还是老艄公摇的一条木船,船仍然不大,以至于连毛泽东心爱的白马也没能装上。中国革命的整个司令部就这样在一条木船上实现了战略大转移。不久就有百万雄师乘着帆船过大江,解放全中国。中国历史上秦皇汉武们喜欢说他们是马上得天下,中国共产党是船上生、浪里走而夺得天下的啊!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历史长河的巨浪也颠簸着最早上船的12名领袖。第一个为革命牺牲的是邓恩铭,这位从贵州南部大山中走出来的水族革命家,在山东从事工人运动,两次被捕,1931年被杀害。接着是何叔衡,红军长征后,他在一次突围中,为不连累同志跳崖而死。以后脱党的有刘仁静,叛党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毛泽东则成了党长期的领袖。12个人中只有董必武再回过故地。毛泽东1958年到杭州时,专列经过南湖,他急令停车,在路边凝望南湖足有40分钟。想伟人当时胸中涛翻云涌,其思何如。

  中国古代有一个最著名的关于船的寓言故事:刻舟求剑,是讲不实事求是,不会发展地、辩证地看问题。我们不讳言曾犯过错误,也曾做过一些刻舟求剑的事。我们曾急切地追求过新的生产关系,追求那些在本本里看到的模式,硬要在我们自己的刻舟之处去找主观上想要的东西。因此也曾有几次尽兴放舟,“争渡,争渡,误入藕花深处”。最危险的一次是“文化大革命”,险些翻船。但是我们也敢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这时中国共产党早已是一条大船,都说船大难调头,但是邓小平成功地指挥它调了过来。在我们干社会主义数十年后,又敢于重新问一句“什么是社会主义”,敢于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100年。这勇气不下于当年在南湖烟雨中问苍茫大地,船向何处。

  红船自南湖出发已经航行了近百年。其间有时“春和景明,波澜不惊”;有时“阴风怒号,浊浪排空”。90多年来,党的领袖们时时心忧天下,处处留意行船的规律。历史上第一个以舟水关系而喻治国驭世者,大概是荀子,后来魏征也把这个比喻说给唐太宗。他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当我们这只小船航行到第24个年头,时在1945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开过七大,胜利在即,将掌天下。民主人士黄炎培赴延安,与毛泽东有一次著名的谈话。黄问,如何能逃出新政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毛泽东答:“靠民主,靠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我们打造出一只共和国的大船。后来,红船航行到第71个年头,1992年,邓小平南巡再指航向:“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发展才是硬道理”。现在,我们扬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风帆,又一次勇敢地冲上浪尖。我们的事业蒸蒸日上,兴旺发达,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伟大的、成熟的党。

  南湖边上现在还停着这只小小的木船,烟消雨停,山明水静。游人走过,悄悄地向它行着注目礼。这已经是一种政治的象征和哲学意义的昭示。8900万党员的大党就是从这里上岸的啊。从贫无寸土,漂泊水上,到神州万里,江山红遍。党在船上,船行水上,不惧风浪,不忘忧患,顺乎潮流,再登彼岸。■

  (作者系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