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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跨越“大国赶超陷阱”等6则

(发布时间:2018-07-10)

  跨越“大国赶超陷阱”
  张宇燕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期撰文认为,苏联败亡并最终解体的原因很多,比如苏联领导人没有学会利用贸易和实业去积累并运作金融财富、意识形态在苏联社会中严重退化、始终未能完成工业现代化、美国对苏联施行的“遏制政策”以及苏联未能建立一个可与西方共同体成功竞争的国际联盟等不一而足。日本赶超美国过程中的失速和坠落,其原因也是多重的,既包括市场规模相对狭小等天然制约,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机制僵化的羁绊、人口年龄老化的掣肘、错误政策导致的资产泡沫膨胀破灭的冲击以及美国对日本长期以来的利用与打压策略。苏日追赶美国失败表明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大国赶超陷阱”,但陷阱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参与大国博弈的国家必然会坠入陷阱,而是意味着大国间的赶超在达到一定层次后难度会陡增,其中就包括美国及其盟友对华态度与政策的大角度转变。《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就是这种转变的重要标志。然而,西方正面临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种族、宗教的严峻挑战,同时中国与昔日的苏联和日本大相径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及相应的制度与政策,为中国量质并进的发展提供了充分保障。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身使命并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新型国际关系准则,为中国和其他国家一道最终把世界建成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跨越“大国赶超陷阱”只是个时间问题。
  转向高质量发展靠的是制度竞争
  徐忠在2018年3月26日《北京日报》撰文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并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实现的,而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取得的。在开放环境下,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最关键的是资本和人才,但这要靠制度保障。首先,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指的是“资本”而不是“资金”。目前中国并不缺资金,而是缺乏真正意义上能够承担风险的资本。弗里德曼说过,“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最为经济;花自己的钱给别人办事,最有效率;花别人的钱为自己办事,最为浪费;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最不负责任。”其次,人才是竞争力的关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一些战略中,有三个实际上是与人才相关的,包括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高素质人才是关键。中国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核心的问题是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更注重中长期发展战略,促进社会协调发展,有着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
  哪种政府补贴方式更能促进企业创新
  尚洪涛、黄晓硕在《中国科技论坛》2018年第1期撰文认为,从两种补贴方式来看,支持型和奖励型政府补贴均促进企业创新绩效,并且奖励型政府补贴的促进作用更强;反过来,创新绩效会带来更多的奖励型政府补贴,两者互相促进;奖励型政府补贴促进研发投入,但支持型政府补贴挤出研发投入。从企业所有制来看,国企中奖励型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优于非国企,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国企的奖励型补贴力度;非国企中的支持型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更强,因此政府应将对非国企的支持型政府补贴转化为奖励型政府补贴,提高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从政府补贴方式—研发投入—创新绩效整个链条看,非国企的奖励型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较低,但研发到产出效率较高,因此,非国企应更多地将奖励型政府补贴用于企业的研发活动中,合理安排研发资金的投入,并维持现有良好的研发能力,使补贴—研发—产出整体效率达到最高。
  风险社会的三个特征
  蔡劲松、谭爽在《高校教育管理》2018年第2期撰文认为,风险社会与当下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形态紧密相连,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风险的“普遍性”与“难测性”。在风险社会,“风险”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伴生物,它是普遍存在的,需要人们不断提升对风险的预测和防控能力,但现实是我们往往对风险预估不足、缺乏研判,甚至还在不断制造难测的、潜在的风险。2.风险的“人化性”与“感知性”。风险并非都是自然浮现或客观存在的,而是充满了主观色彩。其中,人化风险大致包括人为风险、社会化自然风险、制度化风险三种类型,分别对应因人类社会活动所带来的风险形态、因人类对自然的不断开发所带来的环境风险危机、因社会制度不合理所导致的风险类型。3.风险的“全球性”与“高危性”。21世纪以来,我们日益处在一个全球化、多极化和高度网络化的世界,这样的格局与特征,为风险也搭上了“全球性”烙印,具有“广泛性”“分享性”的特征。有时,局部性的风险常常发生突变甚至裂变,但人类的预测与防控力又极其有限,因此风险的高危性、威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大。
  精神是人类发展的灵魂
  《前线》(2018年第3期)评论员撰文认为,精神是人的意识、思维和心理的总和,是人的内心世界及其外在表现。人与人的差异本质上是精神的差异。精神是人类的灵魂。人类自从产生以来,作为社会人、经纪人、政治人、文化人、生态人,从挑战自然到融入自然,都是在精神的照耀之下完成的。人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精神是生活的软件。生活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人的生活既是精神支配下的物质生活,也是物质基础上的精神生活。精神是认识世界的引擎。世界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没有精神的引导,人类就无法认清世界的本来面目,也无法获得生命的自由。事物的内在规律和人的精神是人类世界的双引擎。世界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统一。人应该有超越物质、超越功利、超越世俗的精神追求。精神是人类发展的动力。当一个人超越了物质、功利、世俗,便已接近崇高。生命的本质就是处理我与非我的关系。在社会生活中,无我才是大我,唯我寸步难行。
  人工智能时代重新反思教育的本质
  陈晓珊在《现代教育技术》2018年第1期撰文认为自学校教育诞生以来,几乎任何一种新技术的出现,都会引发同一个问题:技术能改变教育吗?尽管近百年来,人类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尝试通过技术改变教育,但各种先进技术都难以使教育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的限度制约了技术威力的发挥;技术的限度制约了其在 教育中的应用;人只能由人来教,人不能由机器来教。因此,人工智能给教育带来的最大改变,不在于提升了课堂的教学效果,而在于其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让我们重新定义人性、重新判断知识的价值、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质。教育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从身体到精神的双向交流,任何试图以机器取代人来教、淡化甚至取缔人与人之间互动交流的技术手段,必将把教育引入危险境地,导致人类的危机、人性的萎缩。在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目的是保持人性,特别是保持人区别于机器的、人之为人的特性和天性,发展和保存人类的这些稀缺品质,认识到人之为人的价值,是未来教育的方向,也是学校和教师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的最大理由。■
  本栏目编辑:姜晓晓